教宗 Leo XIV 首份 AI 通谕：技术必须服务人，而不是少数强者

2026 年 5 月 25 日，AI 伦理讨论出现了一个少见的场景：教宗 Leo XIV 在梵蒂冈介绍他的首份通谕《Magnifica Humanitas》，主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会内部议题，而是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劳动、民主、战争、教育、家庭和人的自我理解。

这份文件在梵蒂冈官网标注的日期是 2026 年 5 月 15 日；Religion News Service 和 Anthropic 则都把公开发布与介绍活动放在 2026 年 5 月 25 日。也就是说，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这是一份文件日期为 5 月 15 日、在 5 月 25 日进入公共传播中心的 AI 通谕。

发生了什么

《Magnifica Humanitas》的副标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的位格”。RNS 将其概括为一份 83 页的 AI 宣言，并指出这是 Leo XIV 的首份通谕。现场不只有梵蒂冈高级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神学家，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 Chris Olah 也受邀发言。

通谕的核心并不是反技术。Leo XIV 承认技术可以治愈、连接、教育并保护共同家园；问题在于技术从来不会脱离设计者、资助者、监管者和使用者的价值选择。于是，AI 时代的关键问题被重新表述为：我们是在修建一座追逐权力和统一性的“巴别塔”，还是在重建一个允许众人参与、彼此负责的共同城市？

这也是它选择回到《Rerum Novarum》的原因。1891 年，Leo XIII 用那份通谕回应工业革命中的资本、劳动和社会秩序问题；135 年后，Leo XIV 把 AI 描述成新的“时代之新事”，要求教会社会训导重新面对数据、算力、平台、军事和跨国资本形成的新权力结构。

通谕真正批评的不是 AI，而是权力结构

这份文件最尖锐的部分，是把 AI 从产品能力讨论拉回到权力分配。通谕指出，今天许多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已经不是国家，而是资源和影响力超过许多政府的跨国私人主体。它担心，当数据、算力、基础设施和规则制定能力集中在少数机构手中时，AI 会扩大既有不平等，并让社会越来越难以追问“谁负责”。

其中一句判断很直接：

“A more moral AI is not enough if that morality is determined by a few.”

换成中文，就是：如果“更道德的 AI”仍由少数人定义，那它还不够道德。这里点到的不只是模型对齐，也包括谁有权决定对齐的价值框架、谁能质疑这些框架、受影响的社区能否参与，以及监管是否只是在标准已经被少数机构写好之后才姗姗来迟。

通谕还提出“解除 AI 武装”的说法。这里的“武装”并不只指军事武器，也指商业、地缘政治和认知层面的竞赛逻辑：更大的模型、更大的数据集、更强的控制力、更高的市场支配地位。Leo XIV 的意思不是放弃技术，而是让技术从垄断控制和军备竞赛式叙事中退出来，重新接受公共讨论。

这份通谕关心哪些具体风险

从梵蒂冈原文和 RNS 报道来看，通谕把 AI 风险拆成了几个更具体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民主与信息秩序。文件担心 AI 放大已经拥有资源、专业知识和数据访问能力者的权力，使少数高影响力群体能够塑造信息、消费模式、民主过程和经济动态。

其次是劳动。Leo XIV 沿着天主教社会训导对劳动尊严的传统，强调工作不只是收入来源，也是人成熟、承担责任、建立关系和参与共同体的场所。AI 和自动化如果只被效率指标驱动，就可能让工人被迫适应机器的速度，而不是让机器服务于劳动者。

第三是“隐形劳动”和供应链。通谕提醒，AI 并不“无形”或“神奇”：每一次看似即时的回答背后，都有能源、资源、数据标注、模型训练、内容审核和矿产开采构成的长链条。若创新建立在被隐藏的剥削之上，它就与人的尊严相冲突。

第四是战争。文件反对把致命或不可逆的决策交给人工系统，认为道德判断不能被简化为计算。它还要求军事场景中的 AI 必须保留可追溯的责任链，不能让速度和效率成为战争中不可逆决策的最高准则。

Anthropic 和 Chris Olah 的回应

最受科技圈关注的部分，是 Chris Olah 出现在通谕发布活动现场。Anthropic 随后公开了他的发言全文。

Olah 的表态很有意思，因为它没有把 AI 实验室包装成天然正确的一方。他说，每一个前沿 AI 实验室，包括 Anthropic，都处在一组可能与“做正确的事”相冲突的激励和约束之中：商业可持续、保持研究前沿、地缘政治压力，以及更朴素的骄傲和野心。

他的核心回应可以概括为一句话：AI 不能只交给 AI 公司和研究者来决定。Olah 说，世界需要宗教共同体、公民社会、学者、政府和所有善意的人认真介入，需要“informed critics”，也需要那些“the incentives cannot bend”的道德声音。

这番话对 Anthropic 本身也形成了某种承诺压力。Anthropic 一直强调安全和伦理形象，但 Olah 在梵蒂冈承认，身处产业激励之内的人必然有盲区。通谕提供的不是给 AI 公司背书的舞台，而是提醒它们接受外部约束的公共场域。

技术伦理界和宗教界的反应

RNS 报道称，这份文件已经获得天主教人士和技术专家的强烈支持。Santa Clara University Markkula Center for Applied Ethics 的技术伦理主任 Brian Patrick Green 将其称为一个“landmark opportunity”，因为它迫使世界在技术扩散之前认真追问：这项技术的目的是什么？它应该为谁服务？怎样确保它尽可能惠及最多的人？

这个回应抓住了通谕的重心。AI 讨论过去常被压缩成能力、成本、产品迭代和监管红线；《Magnifica Humanitas》则把问题换成了目的论：技术不是因为更强大就自动更正当，也不是因为更高效就自动更进步。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它是否让人的尊严、共同善、劳动和和平变得更牢固。

值得注意的是，RNS 在报道末尾写明“this story will be updated”。截至这篇文章写作时，已有公开资料更偏向支持和审慎欢迎；更系统的反对意见或产业界后续回应，还需要继续观察。

为什么这件事值得 AI 圈关注

这份通谕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出了某个新的技术方案，而在于它把 AI 伦理从“模型是否安全”扩大到“社会如何共同治理技术权力”。它对几个常见前提提出了挑战：

不能默认技术进步会自动惠及所有人；
不能把伦理外包给少数实验室自定义的价值框架；
不能把劳动者、家庭、青年和弱势群体放在部署之后再补救；
不能让军事、商业和地缘政治竞赛成为 AI 发展的默认方向。

对 AI 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安全”不只是红队测试、模型卡和对齐技术，也包括透明度、责任链、受影响者参与、劳动供应链和可被公共机构追责的治理结构。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意味着监管不能只盯着终端应用，还要看数据、算力、资本和标准制定的集中程度。

一个更现实的结论

《Magnifica Humanitas》没有给出一份 AI 治理清单，也没有试图替代工程、法律和政策专业。它做的是另一件事：把 AI 放回“人是什么、社会为什么存在、权力如何受约束”这些更古老的问题里。

这可能正是它对技术行业最有价值的地方。AI 圈并不缺路线图、基准测试和发布节奏，缺的是能长期抵抗激励扭曲的外部追问。Chris Olah 在梵蒂冈承认 AI 实验室需要外部批评，Brian Patrick Green 则把它看作重新追问技术目的的机会。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这次事件最值得记住的信号：

AI 不是只要更聪明就更好。它必须被放在人的尊严、共同善和可追责的社会关系中，才可能真正服务人类。